今天，一个采访对象说，——记者这个职业的后遗症恐怕是，其一，不分场合地爱问问题，其二，生活日夜颠倒。有时候，不要怪我们，一个极其弱智的问题也会脱口而出，为什么？因为太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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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是一名好记者？
文/李一言

什么样的记者才算一个好记者，或者说一名好记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什么？照说这是新闻最基本的ABC，不过，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传媒人都想清楚了。因为，它实际上还牵涉到对什么才是新闻这一本质问题的判断。对于这一点，英美各大著名报刊的几个主编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兹摘录如下：

《泰晤士报》主编罗伯特.汤姆森说：“想出富有独创性的点子，并以漂亮的文笔写出来。”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还说：“假如你（主编）是记者出身，你就懂得怎样很快地就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了解对方，特别是了解对方有没有成为一个好记者的潜力。比如看一篇文章，你总能马上看出作者是不是适合当记者，是不是应该劝他永远放弃成为记者的念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文章，或者说他能写文章，但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读者觉得有趣。还有些人是永远找不到新鲜的东西。新闻工作的主题就是收集信息，假如你发现对方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干脆劝他放弃吧。”

《卫报》主编阿兰.鲁斯布里杰说：“追求准确性，这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聪明、敏捷、能写文章，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你非得能写文章不可，而且要写得机智、容易理解，让大家有兴趣读下去，文笔不能糟糕。”

《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比尔.艾默特说：“思路必须清晰，表达必须清晰，也就是高质量的思考，然后是高质量的写作，再有就是非常好奇，总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金融时报》主编在回答怎么招到人时说：“你只要见了他们就能看出来。不仅要有激情，还要有完成任务的能力、好奇心、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最基本的素质。”

《财富》杂志执行主编里克.科克兰谈到用人哲学时说：“我们相信‘你不仅要说得确切，还要说得好’。（1930年代《财富》的创办者）享利.刘易斯由于招聘作家担任财经杂志记者而受到质疑，因为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他应该从华尔街寻找财经专家，他却说“我可以教诗人学会计，却没法教会计师写文章’。这句话奠定了财富杂志的基础。”

纵观这几位主编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认为一名好记者的一个共同要素是文笔要好，写的文章要生动有趣，容易理解。这，或许是令国内传媒人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看国内媒体界，包括我自己，这些年来由于反感宣传模式，所以对记者能够采访硬新闻、能够突破封锁、从而拿到料的能力特别的强调。当然，拿到第一手的、最核心的材料的能力，永远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根本点和基础，但是，由于环境收紧，记者单纯拿猛料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人即使拿到了料，也很难对料进行非常好的文本整合与创造，在叙述的方式方法、词语的选择以及材料的选择处理等方面仍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套路和模式，只能是机械地把料铺陈开来，于是，国内媒体界新闻文章质量之粗糙便可见一班了。

在这方面，1997-2000年鼎盛期的南方周末倒是做了些很不错的尝试。南方周末的一些老记者在拿到材料后，在新闻写作和文本架构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致使南周当时在新闻品质上大幅走在了国内媒体的前列。

前段时间在老周末人聚会时，江老师说她任主编期间对南方周末印象深刻的三篇稿子，第一篇便是陈菊红的《文湘莉在1997年的最后三天》，第二篇才是余刘文、长平的《昆明在呼喊——铲除孙小果》，第三篇是老鄢的头版国庆评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下来细想，发现江老师选择的这三篇稿子居然分别代表了新闻的三个不同风格：第一篇是对一个并不是太张扬的新闻事件，发现它的独特价值和角度，然后再用一种很好的文笔去叙述它；第二篇则是典型的靠曝猛料取胜的揭露性报道；第三篇则以逻辑思维和见识取胜。

在南方周末的巅峰时期，第二种风格显然给外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南周赢得最广大销量的招牌菜，并树立了它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公信力。然而，这一成功发展到后来也变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就是它持续需要猛料、而且最好是越来越猛的料来在头版刺激市场，赢得高销量，不然，销量就会下滑，在内部的士气也会变得低落。客观地说，南方周末后来不断出现风波，固然有环境收紧的因素在其中，但南方周末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路径依赖恐怕也要承担相当的因素。

在2000年下半年我来南周的时候，南周刚在钱刚主导下，以西部大开发的系列报道为标志，启动一场大转型。但西部大开发所代表的方向是否是转型的最佳方向，在内部显然未达成共识，在市场上也激起了养成阅读路径依赖的不少读者的不满，南周的领导层也缺乏坚定不移地转型的权威和力量，所以，此次转型注定要以夭折收场。

其实，以南周当时所拥有的那么庞大的发行量，如果主导者能够有魄力和决心，制定一个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内，哪怕是付出发行量暂时下跌20-30万份的代价，也要改变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在第二种风格上面自觉地变得更加克制、更有理性和技巧，从而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风格上面做更多的探索——事实上，南周当年的不少稿件和版面还是显示出了逼人的才气和想象力，这一点恰恰是今天的南周最为缺乏的——那么，或许今天的南周依然是一份走在中国新闻最前沿的、令人尊敬的报纸，同时也会诞生更多真正的名记者和真正一流的佳作，而不会象现在这样，给新闻界贡献几十个并不一定很有成就感、并不一定很快乐的主编副主编。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一个存在诸多不公正和不确定的转轨时代，曝猛料永远是令新闻操作者兴奋、也是普罗大众最期待的，何况即使按另一种模式发展，能不能保证安全，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假设终归只是假设而已，历史还是会按它自己的逻辑和最可能的方向发展。

在这方面，反倒是“BingD”的一些文章，曝的可能并非是猛料，但是在品质感和文本写作上面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比如年前在网上看到的某一期冰**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重走玄奘之路》，一篇是《和gjzx握手之后》，明显值得在一个劲地简单报怨总编尺度紧的南周现有新闻操作者借鉴。

一说起南周，就扯得有点远了，不过，看了几大著名报刊主编谈好记者的标准后，的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记者写作能力的强调，甚至连〈财富〉这样的财经杂志，都把写作能力和文本的趣味性摆在这样的高度。这显然属于新闻技术的范畴，但是在国内传媒界，大家似乎一直在抱怨环境多么的不如意，却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谈论技术了，或许，做了一两年记者的人，就已经觉得，自己在技术上早已是足够牛B了。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几个主编对记者好奇心的强调。在这方面，李鸿谷同学看来是找到了知音。记者为何需要好奇心，〈经济学人〉的主编解释得很清楚，那就是有了好奇心才“总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在我看来，记者的好奇心，应该是支撑一名记者去探索和前进的最本源的动力。因为，惟有好之，方能久之、方能真正深入。在国内，不少人都只把记者简单地当作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自然做了不到两三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职业上的倦怠感与怀疑——这一行，收入显然不算高，地位也不算高，生活还不规律，还要时不时面临各种风险。惟有对探索陌生世界真正有兴趣、有好奇心的人，方能真正持久，方能获得持续的价值感与满足感。我们总是在感慨为何华莱士七八十岁了，还在电视上进行一线采访和主持，而中国的记者做了2、3年了，就考虑就转行做个更稳定的编辑，或者希望成为新闻官僚。造成这一现象，固然与国内传媒界的激励机制造成了“不鼓励你成为一名好记者”这一现实，其实也与从业者是否具有新闻理想、是否真正的对未知世界有持久的好奇心有关。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人一过了30岁，再谈所谓的新闻理想，或许就会显得颇为可笑了。不少人早已把角色从一名记者转变成主编、甚至是发行人或总经理的立场了。

另外，不少传媒人将主持社会正义当做记者职业的动力。尤其在中国，“铁肩担道义”的观点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传媒人的价值观。有意思的是，在英美各大主编的表述中，没有一个人将这列为成为一名好记者的要素。应该说，这与英美早已享有法定的充分的新闻自由有关，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新闻呢？或许，新闻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揭示真相，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是，揭示和曝光难道是新闻惟一的功用吗，或者说，这难道应该是一名记者的惟一冲动吗？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与揭黑无关的新闻题材，记者该如何面对这些题材呢？或许，好奇心应该是一名记者更宽泛、更本原的报道驱动力。面对一件事情，你想弄清楚的，并不简单地是立马想到，这公不公平，而是应该考虑：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等等。

同样在这本书中，美国《娱乐周刊》的执行主编詹姆斯.西摩在谈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时说，“我们把娱乐当做一门生意来报道。我们不会浪费笔墨对名人明星评头品足，（我们）只关心娱乐行业的决策是怎么来的，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图书、录像带、互联网。我们认为读者会对这个感兴趣。”

“这个行业无时无刻不在决策，拍什么电影，拍什么电视，捧谁不捧谁，怎么捧，怎样推销新唱片，明星自己又该接什么工作等等，说的都是亿万美元的大生意，这就是我们的报道的基础。我们要设法找出幕后新闻，看看他们是怎样做这些大生意的。”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传媒人相当有启示意义的一段话，尤其是他做的还是一本娱乐。